bv韦德(中国)官方网站总裁刘汉元：“公司＋农户”是种好模式
许多在北京参加两会并关心“三农”问题的代表们再次提出了“公司＋农户”的涉农企业模式，出席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的全国政协委员、bv韦德(中国)官方网站总裁刘汉元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就指出，“公司＋农户”模式无疑是目前农村发展最现实的选择，并有可能因此解决农民增收的难题。
“公司＋农户”成了最现实的选择
刘汉元告诉记者，“三农”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农村自身的发展，但是，由于中国农村的村落比较分散，农民在经济方面的组织程度还不高，再加上农民自身在知识和技术方面的缺陷，依靠农民和农业产业化企业创造的“公司＋农户”模式，无疑是目前农村发展最现实的选择。
刘汉元还解释说：“在龙头企业出现之前，农民主要依靠各地的农技站等农业技术服务机构，他们从这些机构获得必要的技术、信息等，进行分散作业。由于无法准确把握瞬息万变的市场变化，这种方式有可能造成农民增产不增收。但是，龙头企业不同，龙头企业首先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和规律成长和发展起来的成功企业，在对政策的充分利用、市场的准确把握等方面具有分散的农户无法比拟的优势。龙头企业掌握先进的技术、充分利用现有的政策、准确把握市场导向，在企业自身发展的同时通过‘公司＋农户’的模式，引导或组织农民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避免了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现象，同时也实现了农村产业集约化的发展，进而实现农村自身的健康发展。”
在龙头企业和农民的关系上，刘汉元认为：“谁引导农民致富，谁和农民一同致富；谁和农民抢饭碗，谁就没有饭碗。所以谁做的事情是为农民的饭碗里添肉加菜，谁就会获得成功。”他同时希望政府看到龙头企业的风险，应出台相应的政策避免自然风险对龙头企业的损害，加强对企业的保护。
“公司＋农户”模式如何成功
记者采访了把“公司＋农户”在湖南做得家喻户晓的，甚至被经济界称做“正虹模式”的创始人湖南正虹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吴明夏。湖南正虹科技集团是一家以生产销售饲料产品为主营业务的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形成了一条以饲料加工为龙头，贯穿饲料添加剂、饲料原材料进出口国际贸易，良种畜禽繁育、“定单养殖”模式的畜禽养殖基地，肉制品加工的农业产业价值链。正虹集团经过多年摸索的产业模式，为日益严峻的农民增收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吴明夏认为，要实现农业产业化首先需要有一个产业链，一头连接市场，另一头连接千家万户。而在产业链上，企业与农户要有一个均衡利益和风险的机制。农户是一个最分散的组织，看到什么产品赚钱就一哄而上，很容易形成市场的“独木桥”，增产不增收也就不足为怪了。正虹的“赢利模式”使农民收入有了保障，而将市场风险分散到了整个产业链上。
而中国人民大学彭建锋教授则认为，过去简单的“企业＋农户”这种模式基本上都是失败的。对于失败的原因，他认为，最主要的就是它的利益分配不均衡，利益机制无法调整。要么就是企业赚了农民赔了，要么就是农民赚了企业赔了，它不能建立一个利益共享的共同体，没有找到成功的赢利模式。从整体上来讲，过去中国的“企业＋农户”，所谓的一条龙，甚至整个产业价值链都尝试过。但最后大都失败了。“主要原因就是两者中的利益没找到一个均衡点。”
彭建锋教授还认为，从中国农业产业化探索的过程看，存在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一个是分散的、低效率农户与不确定的大农产品市场的矛盾，这是一个基本的矛盾。这导致农产品不能实现价值，所以农民还停留在解决温饱上；第二个矛盾是中国农业产业化中整个农业产业价值链不均衡，难以产生协同效益，竞争能力很低，产业价值链产生不了超额的利润，使得其国际上竞争力很差。“正虹模式”不仅解决了农民和市场有效地结合，而且成为整个产业价值链的整合者，产生了极大的协同效益。事实上，它起到价值链实现主体、创新主体、组织主体的作用，从而使竞争力大大提升。
著名经济管理专家包政教授则认为，“公司＋农户”众多的案例中，为何“正虹模式”能够取得阶段性的成果，是因为它在通过依靠政府的整体规划，从而引导了产业发展，避免了无序的竞争。多年来，农民组织模式一成不变，还是个体的、分散的。虽“正虹模式”通过产业链释放了农民集体的能量，因而能取得巨大的效益。
曾经做过湖南农业大学教授并有两年农业厅工作经验的湖南省副省长甘霖在接受本报专访时指出，“正虹模式”能够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正虹集团是真正的大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它打通了产业链条，改变了很多养殖户的养殖习惯，真正体现了农业工业化。
“农业产业效益的高点在哪里？我认为在两头。一头是种苗，一头是加工。正虹在这样一个大的传统产业上面，既抓住了饲料这个环节，又抓住了养殖基地和肉食品加工线，彻底打通了产业链，它让农民享受了二次利润的分配，企业也能真正发展。”甘霖说。
甘霖还透露，以前也有很多涉农的公司，但一上市后就转行做房地产，像正虹这样一直在做主业的企业很少。“如果我们涉农上市公司都像这样，我想我们的农业绝对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农业产业化急需三大支持
吴明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一语惊人地指出，其实到目前为止，在全国还很难找到真正的农业产业化企业。
彭建锋教授也指出，中国农业产业化产业价值链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较差。他认为，我们研究谁能解决两个问题：一、农民和市场有效地结合，谁来实现分散的低效率的农民与市场之间能够协调这个矛盾；二、谁能成为整个产业价值链的整合者，通过产业价值链去提高产业价值链的系统效率，提高价值链的竞争力。他认为，谁能解决这两个问题，并从这个角度入手，谁就能结束未来中国农业产业化的基本需求，它就有竞争力。
吴明夏认为，现在国家虽然对于实现农业产业化的思路很着急，甚至政策虽然出来了，但是要真正实现，困难还很大。比如，就有很多人在钻农业产业化政策的空子。他甚至开玩笑地指出，只要能攀上各种关系，连刚学会哭的孩子也来做农业产业化。他的观点是，要做农业产业化，有三个要求是缺一不可的：一是企业牵头；二是农户自愿参加；三是政府要护航。如果政府不支持，那就没办法做，因为我们不了解农户。农户要做什么，如何去定位，因此，要去面对千家万户很难，必须要求政府出面组织。
吴明夏还指出，农业产业化既不是个体农民的行为，也不是政府的行为。只有龙头企业根据市场的要求，按照市场惯例，它才好去做这个农业产业化。他认为，政府在急着解决农民问题，政府官员一急，什么问题也想不出来，他就怕没有人出场。他指出，现在各级政府在解决“三农”问题上还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政府越位。政府要做一些有所为的事情，而不应该把它撮合在一起，要有多大的规模，把它吹得神秘，好像我在全国很有名气。第二，政府缺位。现在“一号文件”一下，全党全国都在叫农业产业化，但是，总体上说得多，做得很少；形象工程多，真正帮农民增收的工程少。他希望政府要真正做一些实实在在的让农民增收的产业。
最后，吴明夏认为要真正实现农业产业化，涉农企业必须得到三大支持。
首先，在政策上予以支持。要求政府搞好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整体规划，引导产业发展，避免无序竞争；要求政府抓好农业产业化组织建设，各级政府都要设立专门机构抓农业产业化工作，并促成农村基层成立行业组织；要求政府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给予税收支持。对面对千家万户的种猪场、种鸡场、农产品深加工，规定一个扶持期，减免有关费税，提高出口退税比例。
其次，在资源上予以支持。要求政府对养殖业和农副产品加工用地给予倾斜，最好实行划拨，如需有偿转让，也要实行价格优惠；要求政府支持农产品流通。用行政手段拆除农产品流通壁垒，形成国内大流通，并鼓励农产品出口。鲜活农产品的出口配额和渠道要放宽。
第三，在资金上予以支持。要求政府加大对农业产业化的扶持力度。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适当给予资金扶持，对农户发展养殖业予以贷款扶持。
对于像正虹这种企业，因为需要无息贷放饲料而造成企业负担较重、风险大的困难，甘霖副省长明确表示，政府对这方面是有责任的。她认为，政府可以为企业、农户、银行三方面牵个头，解决农户大规模养殖所需贷款问题。她还建议，对于那些阻碍了涉农企业进一步发展的，比如市场上存在的壁垒问题等，她希望企业把一些具体问题报上来，政府是会认真研究解决的。
“公司＋农户”成了最现实的选择
刘汉元告诉记者，“三农”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农村自身的发展，但是，由于中国农村的村落比较分散，农民在经济方面的组织程度还不高，再加上农民自身在知识和技术方面的缺陷，依靠农民和农业产业化企业创造的“公司＋农户”模式，无疑是目前农村发展最现实的选择。
刘汉元还解释说：“在龙头企业出现之前，农民主要依靠各地的农技站等农业技术服务机构，他们从这些机构获得必要的技术、信息等，进行分散作业。由于无法准确把握瞬息万变的市场变化，这种方式有可能造成农民增产不增收。但是，龙头企业不同，龙头企业首先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和规律成长和发展起来的成功企业，在对政策的充分利用、市场的准确把握等方面具有分散的农户无法比拟的优势。龙头企业掌握先进的技术、充分利用现有的政策、准确把握市场导向，在企业自身发展的同时通过‘公司＋农户’的模式，引导或组织农民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避免了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现象，同时也实现了农村产业集约化的发展，进而实现农村自身的健康发展。”
在龙头企业和农民的关系上，刘汉元认为：“谁引导农民致富，谁和农民一同致富；谁和农民抢饭碗，谁就没有饭碗。所以谁做的事情是为农民的饭碗里添肉加菜，谁就会获得成功。”他同时希望政府看到龙头企业的风险，应出台相应的政策避免自然风险对龙头企业的损害，加强对企业的保护。
“公司＋农户”模式如何成功
记者采访了把“公司＋农户”在湖南做得家喻户晓的，甚至被经济界称做“正虹模式”的创始人湖南正虹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吴明夏。湖南正虹科技集团是一家以生产销售饲料产品为主营业务的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形成了一条以饲料加工为龙头，贯穿饲料添加剂、饲料原材料进出口国际贸易，良种畜禽繁育、“定单养殖”模式的畜禽养殖基地，肉制品加工的农业产业价值链。正虹集团经过多年摸索的产业模式，为日益严峻的农民增收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吴明夏认为，要实现农业产业化首先需要有一个产业链，一头连接市场，另一头连接千家万户。而在产业链上，企业与农户要有一个均衡利益和风险的机制。农户是一个最分散的组织，看到什么产品赚钱就一哄而上，很容易形成市场的“独木桥”，增产不增收也就不足为怪了。正虹的“赢利模式”使农民收入有了保障，而将市场风险分散到了整个产业链上。
而中国人民大学彭建锋教授则认为，过去简单的“企业＋农户”这种模式基本上都是失败的。对于失败的原因，他认为，最主要的就是它的利益分配不均衡，利益机制无法调整。要么就是企业赚了农民赔了，要么就是农民赚了企业赔了，它不能建立一个利益共享的共同体，没有找到成功的赢利模式。从整体上来讲，过去中国的“企业＋农户”，所谓的一条龙，甚至整个产业价值链都尝试过。但最后大都失败了。“主要原因就是两者中的利益没找到一个均衡点。”
彭建锋教授还认为，从中国农业产业化探索的过程看，存在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一个是分散的、低效率农户与不确定的大农产品市场的矛盾，这是一个基本的矛盾。这导致农产品不能实现价值，所以农民还停留在解决温饱上；第二个矛盾是中国农业产业化中整个农业产业价值链不均衡，难以产生协同效益，竞争能力很低，产业价值链产生不了超额的利润，使得其国际上竞争力很差。“正虹模式”不仅解决了农民和市场有效地结合，而且成为整个产业价值链的整合者，产生了极大的协同效益。事实上，它起到价值链实现主体、创新主体、组织主体的作用，从而使竞争力大大提升。
著名经济管理专家包政教授则认为，“公司＋农户”众多的案例中，为何“正虹模式”能够取得阶段性的成果，是因为它在通过依靠政府的整体规划，从而引导了产业发展，避免了无序的竞争。多年来，农民组织模式一成不变，还是个体的、分散的。虽“正虹模式”通过产业链释放了农民集体的能量，因而能取得巨大的效益。
曾经做过湖南农业大学教授并有两年农业厅工作经验的湖南省副省长甘霖在接受本报专访时指出，“正虹模式”能够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正虹集团是真正的大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它打通了产业链条，改变了很多养殖户的养殖习惯，真正体现了农业工业化。
“农业产业效益的高点在哪里？我认为在两头。一头是种苗，一头是加工。正虹在这样一个大的传统产业上面，既抓住了饲料这个环节，又抓住了养殖基地和肉食品加工线，彻底打通了产业链，它让农民享受了二次利润的分配，企业也能真正发展。”甘霖说。
甘霖还透露，以前也有很多涉农的公司，但一上市后就转行做房地产，像正虹这样一直在做主业的企业很少。“如果我们涉农上市公司都像这样，我想我们的农业绝对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农业产业化急需三大支持
吴明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一语惊人地指出，其实到目前为止，在全国还很难找到真正的农业产业化企业。
彭建锋教授也指出，中国农业产业化产业价值链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较差。他认为，我们研究谁能解决两个问题：一、农民和市场有效地结合，谁来实现分散的低效率的农民与市场之间能够协调这个矛盾；二、谁能成为整个产业价值链的整合者，通过产业价值链去提高产业价值链的系统效率，提高价值链的竞争力。他认为，谁能解决这两个问题，并从这个角度入手，谁就能结束未来中国农业产业化的基本需求，它就有竞争力。
吴明夏认为，现在国家虽然对于实现农业产业化的思路很着急，甚至政策虽然出来了，但是要真正实现，困难还很大。比如，就有很多人在钻农业产业化政策的空子。他甚至开玩笑地指出，只要能攀上各种关系，连刚学会哭的孩子也来做农业产业化。他的观点是，要做农业产业化，有三个要求是缺一不可的：一是企业牵头；二是农户自愿参加；三是政府要护航。如果政府不支持，那就没办法做，因为我们不了解农户。农户要做什么，如何去定位，因此，要去面对千家万户很难，必须要求政府出面组织。
吴明夏还指出，农业产业化既不是个体农民的行为，也不是政府的行为。只有龙头企业根据市场的要求，按照市场惯例，它才好去做这个农业产业化。他认为，政府在急着解决农民问题，政府官员一急，什么问题也想不出来，他就怕没有人出场。他指出，现在各级政府在解决“三农”问题上还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政府越位。政府要做一些有所为的事情，而不应该把它撮合在一起，要有多大的规模，把它吹得神秘，好像我在全国很有名气。第二，政府缺位。现在“一号文件”一下，全党全国都在叫农业产业化，但是，总体上说得多，做得很少；形象工程多，真正帮农民增收的工程少。他希望政府要真正做一些实实在在的让农民增收的产业。
最后，吴明夏认为要真正实现农业产业化，涉农企业必须得到三大支持。
首先，在政策上予以支持。要求政府搞好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整体规划，引导产业发展，避免无序竞争；要求政府抓好农业产业化组织建设，各级政府都要设立专门机构抓农业产业化工作，并促成农村基层成立行业组织；要求政府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给予税收支持。对面对千家万户的种猪场、种鸡场、农产品深加工，规定一个扶持期，减免有关费税，提高出口退税比例。
其次，在资源上予以支持。要求政府对养殖业和农副产品加工用地给予倾斜，最好实行划拨，如需有偿转让，也要实行价格优惠；要求政府支持农产品流通。用行政手段拆除农产品流通壁垒，形成国内大流通，并鼓励农产品出口。鲜活农产品的出口配额和渠道要放宽。
第三，在资金上予以支持。要求政府加大对农业产业化的扶持力度。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适当给予资金扶持，对农户发展养殖业予以贷款扶持。
对于像正虹这种企业，因为需要无息贷放饲料而造成企业负担较重、风险大的困难，甘霖副省长明确表示，政府对这方面是有责任的。她认为，政府可以为企业、农户、银行三方面牵个头，解决农户大规模养殖所需贷款问题。她还建议，对于那些阻碍了涉农企业进一步发展的，比如市场上存在的壁垒问题等，她希望企业把一些具体问题报上来，政府是会认真研究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