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见面会后，权威主流媒体联合专访刘汉元主席

媒体见面会后，央视二套专访刘汉元主席

央广经济之声记者向刘主席提问

央广经济之声向刘主席提问：您今年提出的多项减税意见，包括水产养殖方面，也包括了光伏产业，除了减税，对于民营企业来说，还有无其他渠道去激发市场活力呢？减税是唯一的途径吗？

对此，刘主席表示，更多的时候，只要我们政策制定了，这些事情都应该还给市场。谁起早，谁努力，谁有活力，谁就有市场、有机会，就能不断跑在前面。公平的税收环境和政策环境是政府的第一要务，企业自己是否有竞争能力，更多时候是交给企业自己去考虑。我们认为税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因为如果我们关起门来不走向“一带一路”，如果没有大量的国际贸易，实际上税收高低大家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也没有问题。但我们现在考虑的是中国产业、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我们的税负越重，走出去就背着包袱和别人打仗，因此我们提出的这个税收减免是基于要有国际竞争能力。而切实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对中国经济长期保持活力和全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刘主席表示，从长远看，需要改革税制、减税轻负，让企业轻装上阵。目前，我国部分税种存在交叉重复征收，税率在全球处于较高水平，如果依法依规应收尽收，有人测算可能会达到GDP的50%以上，这对我国经济而言，可能是潜在的灾难。2018年税收总额实际占GDP总量比重为17.4%，仅为测算应收额的30%-40%。这也是社会一直在诟病我国在推进减税降负，可实际税收年年大幅增长的本质原因。与其如此，不如顺势改革税制，清理重复税费，分步降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税率，未来五年每年降低1%，即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分别降至11%和20%，同时稳定税收增速，使其五年零增长或不高于GDP的增速，真正让利社会，激发市场活力，不断做大税基，让减税降负达到企业和国家双赢的目的。所以，未来，我们希望政策更人性化，数字更具有全球竞争力，培养全社会依法纳税交税的观念和环境，让老百姓欢喜鼓舞，让整个制度更健康、更有效。

《中国改革报》记者向刘汉元主席提问

《中国改革报》向刘主席提问：2019年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三农问题一直是重中之重。前不久，中央文件也提出要全面提升乡村的电气化水平，通威作为光伏制造和渔业养殖一体化的龙头企业，您认为建立美丽乡村和扶贫脱贫与可再生能源发展怎么形成共赢？在全面提升乡村电气化水平方面，光伏产业应该起到怎样的作用？

对此，刘主席表示，事实上，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很多年的中央1号文件包括今年的1号文件都在关注三农问题，三农问题如何解决，是过去几十年来改革开放的老话题。我们很多时候用城市和工业经济的发展来牵引了农村、农民问题的解决。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最难的是如何找到有效产业回到农村，以及产业的投资经营管理主体去真正参与农村建设。在这方面来讲，可再生能源行业这几年有很好的体会，例如江苏泗洪的领跑者项目，我们感受到当地政府喜出望外，他们表示，以前农村投资很难找到投资来源，很难找到的原因是投资有去无回，因为投资主体去了以后，很难找到回收、回报的机会。因此，我们在新农村建设和可再生能源发展找到了结合点，以泗洪为例，我们将鱼和光结合在一个空间上面完成，成片地进行大面积“渔光一体”的改造、清洁可再生能源产业园的建设。效果方面，渔业生产一如既往，并且更加可控、可追溯生产安全水产品。在渔业基本不受影响的情况，每亩“渔光一体”池塘每年可输出5万度-10万度电，相当于每亩每年输出10吨-30吨石油的等效能量，这里生产出来直接就是清洁电力能源。新农村建设与新兴可再生能源产业的结合，使这里成片开发，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去江苏看看，非常激动人心。通过这种方式，投资有了来源，投资回报有了保障，可再生能源的生产有了空间，水产品的生产找到了更好的保障。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城市的煤改气，长远来讲，没必要改气，直接改电。每家每户的气管不仅复杂，烧气还排出很大的污染。因此，农村和北京的煤改气最终的出路都在于要改电，煤改电就直接改到位。农村每户最后都只需要一根电线，而不需又长又复杂的气管。实际上一根电线全解决了，既安全又美观，能源燃烧还不产生废气，所以能源消费电力化、汽车电动化、能源生产清洁化是我们必经之路和现实迫切的要求，在新农村建设中也同样也是如此。电力化的消费是能源转型自身的需要，是我们环境治理的需要，是我们新农村建设和城市住在美化美观和安全指数提高的共同需要。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向刘汉元主席提问

《中国经济时报》向刘主席提问：改善营商环境是今年代表、委员关注的重点话题之一，其中，放管服改革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您认为当前如何持续深化推进放管服改革，构建自由的营商环境？目前我国在放管服取得了怎样的成效，作为企业家，您有哪些切身感受？

对此，刘主席表示，回顾我国40年的改革开放，其本质是“对外开放，对内放开”。凡是早放开、早搞活的，大都能先发展、大发展、快发展；凡是种种原因捏住不放或一直没放的，都延误了发展时机、降低了发展速度。因此营商环境、社会活力、经济的持续发展，最重要的在于“放”；“管”是优化，不是“管紧”、不是“管死”；“服”是政府各种政府资源要服务于社会的经济细胞。

伴随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短缺经济早已成为历史，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在此背景和特殊阶段之下，无可避免地出现了各种资源问题、质量问题和环境压力等问题。过程中，企业也感受到了来自媒体、社会甚至官方的各种反思和不同声音的出现。事实上，无论来自于内部，还是来自于社会外部方方面面的各种矛盾，最终都汇聚到了作为社会经济细胞的企业身上，企业承受了各种法律法规、环境保护、市场有序或无序竞争等种种压力。

刘主席表示，在这样的巨大压力下，多数企业都能守法合规经营，但也不排除一些企业主观或被迫做出一些不好甚至违法违规的事。即使如此，也不能因为社会部分案例，而让这个群体被贴上标签。我国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创新驱动、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

刘主席指出，当前，对于企业所发挥的重要职能以及对企业家在整个经营过程中所付出的艰辛，总体来讲社会的认识还相对不足。我们要让全社会知道，并且真正刻骨铭心的知道，经济要发展，企业必须先行，没有细胞的活力，就没有经济持续向好的能力，这是我们全社会健康发展的共同要求。所以，“放”是给企业制造环境，“管”是引导必要的规范，“服”是支撑他们做得更好、跑得更快。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40年改革再出发，向这个方向走，会走得很好，走得很远。

媒体记者现场记录

《中国市场监管报》向刘主席提问：我们都知道“一流企业做标准”，那么通威在推进新能源企业创新技术发展，改进行业标准方面做了哪些努力？

刘主席表示，我们看见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进步非常快，过去很长时间，中国的专利申报数量不及欧美国家零头，比如中国光伏产业标准几乎都是借用欧洲，或者德国的标准。如今，通过技术的进步创新、新标准的优化、完善，我们很多产业、行业都走到了全球前列。在这样的过程中，中国企业逐渐建立了自己的标准体系，引领全国新标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以光伏产业为例，10年前，设备制成关键的标准大部分是西方国家的标准，10年后，有些标准转成了中国国标，有些标准随着中国产业发展而重新制定；用于生产芯片、手机、集成电路等的高纯晶硅，10年前，90%以上由欧美日韩生产，10年后，中国制造占据了全球55%的市场份额，并且建立了属于中国自己的标准；10年前，中国没有一家全球高纯晶硅巨头公司，10年后，全球前五大高纯晶硅巨头公司中国占据了三到四席，且最具后续竞争能力，拥有新标准、新工艺的企业基本上都在中国。整个行业的发展，标准的引领，走在了全球行业发展的前列。我们相信，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不断增强，各行各业竞争能力的进一步提高，中国企业参与国际标准、引领国际标准，赢得产业发展的先机将会在很多行业不断成为现实。

《人民日报》记者提问

《人民日报》记者向刘主席提问：今年和明年是两个关键之年，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年，明年是扶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的关键之年。您今年的议案有关于降低水产行业税费负担。请问您是怎么看待水产行业的负担？降税减负也是今年的热点问题，您觉得，在水产乃至整个农业降税减负是否对我们扶贫工作有推进作用，而且是持之以恒的推进作用？

刘主席指出，农业税之前进行了全国性的减免，这是五千年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农业税的全面减免对减轻农民负担、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推动新农村建设都起到了很大作用。在水产方面，联合国粮农组织相关报告显示，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水产品消费国，及全球最大的水产品生产和出口国，水产品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比重超过40%，全世界五条鱼，其中有三条以上是中国人的。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消费结构也在不断优化和改善，作为优质蛋白质来源的水产品，在我国居民膳食结构中的比重将进一步增加，年均消费量正以3%的增速增长。综合来看，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发展，我国水产业不论在国内还是全球都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目前，我国水产业依然面临着发展速度缓慢、政策制约等困境，其中最大的政策制约因素是与畜禽行业实行差异化的税收政策，极大限制了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因此，我们今年建议相关部门针对水产行业出台与畜禽行业一致的税收优惠政策，改变目前的税收政策导向，促进我国传统水产养殖向现代水产养殖转变，有力践行渔业供给侧改革，同时兼顾税收公平，真正发挥出税收优惠政策助力水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积极作用。

刘汉元主席与媒体交流

《四川日报》记者提问

《四川日报》记者提问：去年以来，四川在大力推行电力体制改革，在您看来，如何结合四川丰富的水电优势，使电改红利能真正释放，进而推动四川经济高质量发展？

刘主席表示， 四川是全国水电蕴藏量、开发量、装机量最多的省份，四川整体水电装机已有7000、8000万千瓦在建，未来3到5年要投运的还有三千瓦以上，整个四川将会在很短时间内形成1亿千瓦以上的水电装机。过去的几年，由于经济下行增幅、能源消费增幅、增长幅度的下降，四川连续多年出现大约每年200亿度电的弃水，如果这样持续下去，未来还有可能进一步加大弃水的电量，甚至年度超过500亿千瓦时以上。如何把四川清洁能源优势变成产业优势，是四川各行各业都在思考的事情。而目前遇见的最大问题，就是电力体制改革的如何落实。一方面是电用不出去、卖不出去，另一方面是用电的企业难以取得有优势、有全国竞争力的电价成本。因此，彭清华书记来四川以后，下大力度推进四川省电力体制改革，进行电力体制试点，确定建立清洁能源产业消纳示范区，把配售电体制改革落到实处。一年的时间已初见成效，使电价大幅度下降。在四川省持续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凭借四川丰沛的水电优势，有可能在3-5年真正将四川省绿色能源就地转化为绿色产业，打造为千亿光伏产业示范集群。

刘主席表示，就此而言，四川过去一年工作卓有成效，多年的电力体制改革，走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也充分展示了省委省政府的担当精神和真抓实干的力度。在全国两会召开之际，我们谈到四川电力体制改革和光伏产业的发展，由衷的感到欢欣鼓舞。

路透社记者提问

路透社记者提问：去年，中国经济面临了较大的下行压力，我们也关注到您多次公开呼吁释放市场流动性，满足企业的需求。请问您对今年中国经济的走势如何判断，对市场流动性有怎样的判断和建议？

刘主席表示，这是我们近一年关注的话题。我国过去四十年的发展历程，充分验证了M2的适度高速增长是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条件。自2017年四季度开始，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速开始持续下滑，已从2017年1月的14.8%降至今年1月的10.4%，去年12月该增速更是下探至9.8%，刷新了有数据统计以来最低值。从社会融资规模维度分析，同样表现出当前流动性持续不足。同时，实体经济2A、3A难以取得所需贷款，证券市场持续低迷，2A、3A发债难以完成，2017年上市银行利润占到全部上市公司利润总额的47.5%，2018年前三季度该占比也达到了45%，一系列数据都集中表明流动性持续不足！与此同时，去年我国CPI同比上涨2.1%，离政府工作报告中3%的年度预期有较大距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增速大都保持在8%-14%，CPI增速在3%-6%之间，个别年度超过10%，经济运行总体良好。从全球看，过去30多年乃至更长时间，主要经济体在快速发展阶段，CPI都不会太低，当CPI接近或小于2%时，经济通缩的特征就明显表现。近年来，美国、欧盟、日本的CPI实际或预期增速均接近甚至高于GDP增速，都希望通过积极的CPI刺激经济增长。

刘主席表示，一段时间以来全社会对流动性过剩的判断，无异于将中国经济的“冷病”误诊为“热病”。几年来，针对流动性过剩出台的系列措施，又进一步加重了“病情”。这无异于面对经济下行，我们“掐住油管喊加油，捏住心脏叫使劲”。当前需要解决的首先是认识问题、观念问题。去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京主持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会议的及时召开，起到了正本清源、厘清是非的重要作用，极大鼓舞和凝聚了人心。会后，各部委、各地政府迅速贯彻落实总书记讲话精神，支持民营经济的政策相继出台，有力提振了民营经济发展的信心。但与之同时，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很大，分析其根本原因，M2增速持续减缓，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速持续降低，市场流动性持续不足是其根源所在。今年议案，我们列出了40年的数据作为对比，并将就此提出我们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