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一号报道

3月2日至3日，春意盎然的北京，迎来了四川省100多位全国人大代表，他们个个神清气爽、意气风发。其中国内光伏新能源行业的领军人物之一，bv韦德(中国)官方网站董事局主席刘汉元也顺利抵京。

今日上午，能源一号独家获得了刘汉元的采访机会。他呼吁，政府与企业应协作，从源头防污治污的同时，也从源头鼓励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产业的继续壮大。从而摆脱空气环境及生态问题的困扰。

全国人大代表、bv韦德(中国)官方网站董事局主席刘汉元先生

而就新能源行业的发展，他也提出了三个建议：全面清理及减免光伏行业的各种税费、取消光伏产业中的“指标”配置、全面推行“碳税”及绿证制度，以市场化方式为国家财政补贴“添砖加瓦”。

摆脱空气和环境污染困扰，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大力推进绿色、低碳和循环发展。

伴随我国经济发展不断加快，国内雾霾和生态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广大人民群众已把呼吸到一口新鲜干净的空气，作为一种奢侈，这事实上已成为与当年吃不饱、穿不暖同样严峻的问题。

刘汉元表示，“国内生态环境总体上仍面临巨大压力，长时间、大面积的雾霾天气依然困扰着我国大部分省市，人民群众无不渴望着能时时呼吸到新鲜干净的空气，仍期望着时时看到青山绿水蓝天白云。”以此角度看，这已成为了与当年广大人民群众吃不饱、穿不暖同样严峻的问题，甚至衍生出了我国另一种意义上更残酷的贫困，那就是“空气贫困”、“环境贫困”和“生态贫困”。

因此，为更有力保障全体国民的健康，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协调发展，我国上下迫切需要且完全有能力像今日的扶贫攻坚那样，充分发挥政治和体制优势，用5-10年时间再一次实现空气、环境和生态的彻底“脱贫”。

2017全国两会期间，刘汉元先生在媒体见面会上回答记者提问

刘汉元谈到，长期以来，雾霾、燃煤污染、高耗能企业的存在都是破坏空气、环境及生态的几大核心原因。“就拿雾霾来说，尽管2017年国内的雾霾天气相比2016年已有所减少，但部分地区、部分时段的雾霾依然时有发生、影响不小。”如其所言，2017年年底，京津冀及周边、关中和成渝等地总计89个城市启动了预警响应，天津和青岛等启动黄色预警；衡水、邢台以及邯郸、濮阳等启动红色预警。

而在我国，能源消耗又以煤为主，年消耗量数十亿吨，占全球50%以上，其中2/3用于发电和采暖，是造成大气污染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各地也在继续深度治理VOCs重点企业和钢铁、纸厂等企业的无组织排放。

尽管国家近年来举国之力加大环境治理，一些地区的环境也有了明显改善，但总体而言，国内生态环境仍面临巨大压力。“国家一方面在防污、治污，另一方面也应继续大力鼓励绿色能源产业的发展。双管齐下，空气和生态的污染治理效果会更明显。”

他表示，政府与企业应加强协作，打一场“防污”攻坚战，让我们从空气、环境和生态不佳的困扰中解脱出来。而以光伏、风能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这场攻坚战的实施方略之一。

光伏发电的资源来自于取之不尽的硅，产业制造过程又是绿色环保的，产品使用过程中也不会对大气造成任何负担。因而，光伏发电率先在德国、法国等环保要求极高的欧洲地区普及，而后在日本、中国获得了迅速认可。国务委员王勇就曾指出，“加快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发展可再生能源是能源转型最切实可行的途径。”所以，光伏发电大有可为。

以光伏、风能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产业，作为我国在全球最具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改善国人呼吸和空气质量的最核心产业，是与我国扶贫攻坚事业同等重要的基础产业，我国完全可以发挥国家政治体制优势，全力支持促进光伏、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用5~10年时间集中力量再打一场扶贫攻坚战，让全体国民从空气、环境和生态贫困中彻底脱贫！

三大问题是光伏产业发展的掣肘

谈及此次“两会”的议案，刘汉元就表示，“我将会提出三个建议。”

第一，企业税费负担过重，如何解决？

目前，光伏行业的税收较多，主要包括：25%的企业所得税、17%的增值税及其附加，还有海域使用费、土地使用税、印花税、房产税等超过20种其他税费，就连国家补贴的发电收入也要全部缴纳增值税及附加和企业所得税。如再考虑社保因素，税费将更加惊人。据光伏发电项目数据平均测算，企业实际缴纳的度电增值税达到0.1元至0.15元。企业获得贷款后，利息要被全额计收增值税且不能抵扣，但销售收入却要按照17%的税率来计算增值税。

“作为成本很大占比的利息，则完全不能抵扣增值税,加重了企业的税费负担。仅从光伏发电端看，每度电的税费已经达到0.17元到0.23元。而这也是光伏产业需要大量补贴的原因之一。绿色电力产业本来就是国家积极鼓励、支持的重点行业之一。因此，我建议清理并减免光伏行业的各种税费，减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及其附加。从总量上计算，这部分的税费也并不会对我国当前财政收入造成大的影响。”刘汉元指出。

第二，目前光伏发电还是通过指标形式来控制规模的，这不太有利于市场化发展趋势。

“从过去的相关操作看，政府对发电指标的审批程序繁琐，各级能源部门累得不可开交。另外，因为审批环节的设定，会产生大量权利寻租和腐败空间。”他表示，事实上国内光伏产业已经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的领域，无论是从生产制造还是后期业务发展，假设仍然采取地面电站指标管控的方式，显得多余。通过“放开管制、国家各级部门监控、企业报备”的形式来发展光伏产业，会更符合市场的需求，也对新技术利用、成本下降有更大益处。

“我认为，可以进一步落实、推广国家能源局下发的《关于开展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试点的通知》，促进更多购电方和发电方直接市场化交易，促使光伏电力消纳和去补贴的完成。此外，我也建议通过竞争性招标的方式，让企业充分接受市场考验、优胜劣汰，并引导产业向规模合理化方向发展。”

第三，关于每年高额的可再生补贴，是否有更多渠道来实现？

据统计，从2008年到2017年，国家共计为煤电脱硫脱硝补贴了超过1万亿元，平均每年的补贴都在1000亿元左右。他提出的建议是，通过市场化机制或政策性的措施，解决光伏补贴资金问题。国家可考虑全面推行“碳税”政策，同时辅之以“绿证”制度。

按我国每年消耗40亿吨煤炭计算，燃烧这些煤炭将排放100亿吨左右的二氧化碳，如对每吨二氧化碳征收10-20元的碳税，我国可征收年均1000-2000亿元的资金，将有效解决可再生能源补贴缺口问题。

他也表示，“如果在当前减税轻负的大背景下，不适宜立即开征碳税，只要以足够的高度去认识，我们也能够从现有财力里作出有效安排，通过政策性措施予以应对。国家应该、有理由在一段时间内扶持它的发展，我国财政也完全有能力支撑其峰值时每年1000-1500亿元的补贴金额。因此，无论运用市场化机制还是政策性措施，我们都有能力、有条件解决补贴的资金来源问题。”

刘汉元还说道，未来对于可再生能源的补贴，是会逐步下降的，不可能永远是千亿规模。如果2020年能实现光伏发电用电侧的平价上网，那么补贴达到峰值的阶段或在2025年前后出现。因此，开征“碳税”是获取可再生能源“补贴”资金的渠道之一，但这一建议仍是从治污防污的长期战略出发而提出的。他认为，收取“碳税”后，能增加碳排放成本和费用，从而促使煤炭、石油等化石燃料的消费逐渐减少乃至消失，从根本上解决我国雾霾及全球气候变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