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汉元委员全面阐释四大热点问题
在本次两会期间，bv韦德(中国)官方网站总裁、通威股份董事长刘汉元委员认真履行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积极建言献策，参与国事，反映社情民意，以政协提案及大会发言的形式，分别就“建立农村资金回流机制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将绿色农业列为国家农业发展战略”、“在物权法中规定渔业权制度”、“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强化金融服务三农”、“大力发展水产养殖业努力构建节约型社会”等四大热点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一、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强化金融服务三农
刘汉元委员谈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形成了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主体，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为辅助，以民间借贷为补充的农村金融体系，这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农村金融机构长期以来政策性、商业性、合作性功能不清、利益冲突、机构单一的局面，但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深入发展及“三农”问题解决的全面提速，目前的农村金融体系已越来越明显地制约着我国农业的结构性调整、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和农民的增产增收。所以，制定和完善农村金融服务政策，已成为国家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迫切要求。
他说，从目前农村金融体系构成来看，作为主体部分的农村信用社虽然网点分布较广，但资金来源渠道狭窄。据资料显示，全国农村信用社2005年底不良贷款额为3851亿元，占比达17.54％，相当部分农村信用社资不抵债，亏损严重，难以承担服务“三农”的重任；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业务面很窄，功能发挥不充分，成了专注于粮、棉、油流通领域的政策性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在追求商业利益的过程中，贷款重点向优质客户、大客户倾斜，已逐渐淡化了农村中、小客户，两大农业银行在农村经济发展中所应发挥的重要作用已日渐减弱。此外，邮政储蓄规模迅速发展，已成为了分流农村资金的主要渠道。2005年，邮政储蓄在全国农村所设网点已达到24000余个，大量地吸收农村剩余资金，截至2005年末，全国邮政储蓄存款余额达1.3万亿元，其中各乡镇及所辖农村就占50%以上。这些资金通过向上存入人民银行，从而使本来就紧缺的生产、建设资金游离于农村经济和发展之外。
刘汉元委员谈到，目前我国农村的金融体系和金融服务现状，已无法适应和满足解决三农问题的实际需求，甚至制约着三农问题的解决，尤其是资金的大量外流，已直接影响到了农村发展资金的整体供应，导致资金本来就十分短缺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雪上加霜。据专家测算，从1979年到2005年间，通过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等机构的资金净流出量，超过了2000亿元。与此同时，各大商业银行纷纷向大、中城市转移和集中，县及各乡、镇机构网点大幅减少，即使仍存在的部分网点也收缩了放贷权限，限制了相关服务职能，这样就很难满足广大农村和农户持续发展的金融需求。
三农问题有其非常明显的特殊性，第一是农民本身的资金少，帐目小，每个农户的经营规模小，几万，几十万的多，上百万的很少；第二是账目本身不完善、不健全，很多农户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少资产；第三是金融机构的服务责任和意识不明确。在城市里，每单一千万可能都小了，但在农村，往往就是几十万元一单，甚至更小，从而导致很多金融机构不愿承接这样的业务，这与金融机构对城乡发展的差异认识不足，服务意识不到位密切相关，从而形成农村金融工作今天的现状。
刘汉元委员认为，作为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农业发展银行应重新定位，将营业网点铺设到县级及中心乡镇，并延伸服务对象、扩大业务范围，围绕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做好政策性金融服务。国家同时应通过制定适当的政策措施，引导商业银行把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农业发展，鼓励和支持各大金融机构参与到三农问题的解决中来。特别对于中国农业银行，可制定出相应的政策性规定，使其在农村吸收的存款必须有相当比例的资金用于农村信贷，为三农提供综合性金融服务。
刘汉元委员进一步指出，针对农村经济发展现状和农民的实际需求，“龙头企业+金融机构+政策机制”解决三农问题不失为一种切实可行的模式。在该模式中，金融机构以信用贷款形式投入农业发展资金；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则作为加工中心、信息中心、服务中心和科技中心，对农户实施全方位的带动；农户则在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龙头企业的技术、服务支持下以养殖为基础。通过公司、农户和金融机构三方的密切配合，逐步建立起覆盖生产、加工、销售的健康、良性合作关系，充分利用金融机构的资金优势，利用企业自身的技术、市场、管理和服务优势，帮助农户集中有限的资源来进行高效的养殖、种植、加工。这些措施将有助于优化农村经济结构，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降低农户的经营风险，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农村经济健康良性发展，最终为三农的问题的解决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撑，从而使农村经济的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二、将绿色农业列为国家农业发展战略
刘汉元委员谈到，尽管人口剧增，我国人均农业生产指数仍达到181，比世界平均值115高57%，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十五计划期间，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农业发展由过去的资源约束型转变为资源与市场双重约束，主要农产品已由长期短缺转变为供需总量大体平衡、丰年有余的稳步发展局面。在新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已逐渐由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农业生产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优质农产品相对不足，尤其是一些低质农产品销售不畅，大量积压，而农民仍在继续大量生产，不仅造成资源浪费，增产不增收，增加财政负担，而且影响中国农产品的整体竞争力和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
他说，由于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还没得到根本改观，农村经济结构单一，缺乏现代科技的有力支撑和适应市场竞争的管理机制。我国目前农村劳动力资源存在着数量过剩但素质较低的问题，在全国4.6亿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占22.25%，小学文化程度占45.4%，因而无法突破传统小农经济意识的束缚，导致农业生产模式落后，生产出的初级农产品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同时，我国目前农业的发展还面临着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缺乏、水污染严重、环境破坏和生态失衡等问题。我国国土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但我国人均耕地约为0.11平方公里，仅占世界人均水平的1/3。我国耕地60%分布于山地、丘陵和高原地区，而且62%的耕地分布于淮河以北的干旱、半干旱地区，全国仅有39%的耕地有水源保证和灌溉设施。同时由于我国近年来工业化的发展、城镇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挤占了大量耕地。因此，粮食单产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为土地面积的减少所抵消，严重影响了我国粮食总产的提高。
刘汉元委员说，我国是一个水资源总量丰富但人均量少的国家，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约占国土的1/3，且降水的时空分布极不均匀。我国农业用水所占的比重较大，但由于城市化的发展占用了大量原农用水资源，农业用水占全国总用水量已从80年代初的85%降到目前的70%，而且供水保证率下降，农业灌溉面积发展停滞不前。我国的水环境污染相当严重，全国废水年排放总量373亿吨，其中工业废水占60%，不达标和未处理的废水约占一半，黄河流域1700多个排污口每年排入污水达41.7亿吨，长江流域污水排放量达150亿吨。根据对我国130多个湖泊近期调查结果显示，处于富营养状态的有51个，占39%。我国大部分城市下水系统老化，以致大量工业、生活污水直接渗入地下，使我国农业生产遭到不同程度损害。
他指出，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而如何通过引入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管理理念，克服现有土地资源、水资源缺乏的问题，促进农产品生态安全、资源安全和提高农业经济效益，推动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将是实现这一伟大目标的关键。我们认为，其中将绿色农业列入国家农业发展战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刘汉元委员进一步指出，绿色农业的目标是创立一种农业生产发展的新模式，通过实践（实验）、总结、探索、创立出一整套适合我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现实的，能够克服“替代农业”模式局限性的，兼顾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农业生产发展新模式。这是一种崭新的战略构思，也是农业生产发展和管理体制上的一个创新。通过这一模式的实施和运作，在确保农业资源安全、生态安全的前提下，在更大范围内和更大的规模上开发绿色食品。这一目标，与我国农业部提出的“集中连片”和“成建制”的开发“绿色食品”和建立绿色食品基地等目标完全一致。从落实或具体操作层面上讲，“绿色农业实验示范区建设与管理”的有关方案的实施，为上述“集中连片”和“成建制”的开发“绿色食品”的目标，设计了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具体管理措施和实施方案。
三、在物权法中规定渔业权制度
刘汉元委员谈到，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水产品市场的全面开放，以及“以养为主”渔业发展方针的确立，我国渔业有了飞跃的发展，从1990年起，我国水产品总产量已跃居世界第一位，连续11年成为世界第一渔业大国。我国水产品人均占有量已从1995年起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2005年超过了40公斤，比世界平均水平高10多公斤。目前，我国的渔业乡镇有811个，渔业村有20530个，渔业户有476万户，从事渔业生产的劳动力有1374万人，渔业人口近2000万。2005年水产品总产量达5100万吨，渔业经济总产值达7200亿元，渔业产值4070亿元，渔民人均收入5656元，实现了“十五”计划的主要目标。
他说，由于我国的物权法律制度长期没有建立，现行的捕捞许可和水面、滩涂养殖使用制度缺乏民法根据，渔民利用水域、滩涂和渔业资源的权利没有得到民法的确认和保护，也没有侵权补偿机制，而在实践操作中管理部门更是强调其行政许可的性质，而忽视其权利性质，渔民受到侵害时只能通过行政途径解决，而得不到司法保护。因此，在实践中侵害渔民权益的事件时常发生，尤其最近几年，渔民因养殖水域被占用又得不到合理补偿而引发的集体上访事件明显增多。养殖渔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维护，渔业权益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障，已成为影响渔业经济发展和社会不稳定因素之一。
刘汉元委员说，渔业权是渔民使用特定的渔业水域、滩涂从事渔业生产并获得收益的权利，与土地承包经营权、草原使用权类似，具有用益物权的特征。从渔业生产经营的特点来看，利用水域、滩涂进行渔业生产与利用土地进行耕种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一方面，渔业生产者必须在较长的一段期限内对固定的水域行使排他性权利；另一方面，生产者又需要有一定甚至不小的资金和设备的投入。权利人由于需要长期稳定地占有一定的水面投资从事渔业生产以获得稳定收益，权利人就需要依据物权的独占性和排他性，来实现权利的保护。因此，无论从自然形态，还是法律性质来看，渔业权都与土地物权极其类似，是一种用益物权，而区别一般的行为权，与采矿权、探矿权、取水权等有着明显差别。
他说，当前，党和国家对解决“三农”问题高度重视，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扶农、支农政策，如《土地承包法》赋予了农民对承包的集体土地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此次起草的《物权法(草案)》又对农村集体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做了专门规定。但是，作为农民权利重要组成部分的渔业水域滩涂使用权??即渔业权制度在该草案中却没有规定。因此，以此次物权立法为契机，完善并规定渔业权制度，将进一步加大对渔民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有效地解决渔业水域被大量侵占、渔民权益被严重侵害的突出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刘汉元委员明确指出，当前，全国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物权法的立法工作，十届人大常委会对物权法草案已经审议了三次。为此，我们建议在《物权法》“用益物权”一编中，明确规定渔业权制度，确认渔民对渔业水域、滩涂的使用权。
四、大力发展水产养殖业努力构建节约型社会
刘汉元委员谈到，二十多年来，我国渔业取得了巨大成绩，尤其是水产养殖业发挥了主导作用，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以养为主”的渔业发展道路，不仅改变了中国水产业的面貌，也影响了世界水产业的发展格局。尤其近年来，我国水产养殖业发展迅速，产量稳步上升，水产养殖总产量1991年仅为795.9万吨，2004年则达到3209万吨，占世界水产养殖总量的70%以上；2005年全国水产品总量一举突破5000万吨，占全世界的36%左右，而其中的养殖产量超过3000万吨，占全世界的72?73%，这还不包括港澳台，自1990年起连续十五年位居世界首位，是全世界惟一一个水产品养殖产量超过捕捞产量的国家。其中淡水养殖业发展更为迅猛，集约化程度得到快速提高，占国内水产养殖总量的55%-61%，中国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为了全世界水产品养殖第一大国，人均水产品占有量已从1978年的4.78公斤，提高到目前的近40公斤，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随着水产业的快速发展，水产捕捞强度的快增长与海洋生物资源慢增长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海洋捕捞已连续几年零增长或负增长，要满足消费需求，只有靠人工养殖，而人工养殖只有靠中国，美国的产量100多万吨，印尼的产量200多万吨，欧盟最大成员国的产量一年也只有100多万吨，中
国是3000多万吨，其他国家几乎没有能力提供更大产量。因此，无论从全球角度还是国内形势来看，未来10年到20年内，中国水产业还将更加快速稳定地发展，其发展前景和空间非常广阔。
他说，中国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水产品养殖国，20多年来，水产养殖一直是农业和农村经济中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了大量就业和增收机会，对推动我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渔业总产值占大农业的份额已经从1985年的3.5%提高到2004年的10%。20多年间，渔业共吸纳了近1000万人就业，其中约70％从事水产养殖。水产养殖业的发展还带动了加工、储运、销售和水产苗种繁育、渔用饲料、渔药等相关行业的发展。2004年全国渔民人均收入为5460元，比1985年的626元增加了8.5倍，大批农户通过从事水产养殖摆脱了贫困，进入了小康生活。所以，进一步大力发展农村水产养殖，提高集约化程度和技术水平，生产绿色、安全、健康的水产品，无疑将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农民增产增收、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缩小城乡贫富差距、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
当前，我国部分地方政府没有充分认识到发展水产养殖的重要意义，没有把发展水产养殖业提高到振兴农村经济、脱贫致富、保持农村社会稳定，全面推进三农问题解决的高度来认识，合理的优惠政策逐步消失，养殖投入逐年减少，养殖水面越来越窄，经营规模越来越小。据统计，广东、江苏等省部分地方以保护耕地为由，盲目复垦，严格限制新挖鱼塘发展水产养殖；浙江省2004年大规模将现有精养鱼塘填改成水稻农田；以江西省宁都县2010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看，该县目前水产养殖面积达3.65万公顷，而到2010年，全县水产养殖水面仅为0.5万公顷，如此大规模减少水产养殖面积，将对我国水产养殖业带来严峻的不利影响和示范效应。除人为降低养殖面积外，自然灾害、水产养殖投入不足，各级水产行政、科研、技术推广部门经费不多，养鱼农户合理贷款困难，淡水养殖的水体污染严重、治理经费筹措困难等也影响水产养殖的发展。
刘汉元委员指出，根据我国渔业发展总体目标，应全面发展绿色、安全、健康养殖，让水产养殖实现质量效益型增长，保护和合理利用渔业资源，大力发展生态节水型和健康水产养殖。最大限度地按党和国家的渔业指导方针，给予水产养殖合理的优惠政策，包括土地资源和鱼塘建设给予一定扶持，利用贫瘠低产低洼盐碱荒地发展水产养殖，确保养殖水面。从发展淡水养殖角度讲，资源非常有限，怎样通过我们养殖技术的改进，比如工厂化养鱼，用传统养殖方式2%到3%，最多不超过5%的水量，提供一种高效率的养殖生产方式，大大减少了对水资源的压力，使养殖对水的需求量减少，并真正做到了无公害、绿色养殖，鱼在这样的环境下产出效率更高，也更有利于鱼品质的提升。这无论对中国、中国西部，还是东部的发达地区，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刘汉元委员强调，国家应从政策上鼓励并大力扶持一批水产龙头企业，让龙头企业去牵引、组织、整合农村资源，了解市场需求，为广大农户提供服务，把农民从松散、没有组织的群体变得相对紧密、相对有组织的生产单位，延伸产业链条，树立健康安全的水产品牌，然后使广大农户生产规模更大，品牌效应更好，抗风险的能力更强，同时在政府政策引导、龙头企业培训和带领下，在全国8亿农民中能真正成长起来8000万有知识、懂科学、懂管理的农业从业人员，那他们必将成为未来三农问题解决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骨干力量。在龙头企业采用的“公司+农户”模式中，公司和农民结伴而行，推动养殖专业户、养殖大户及满足未来规模化养殖需要的养殖单位的成长，将他们作为骨干力量，以满足农村10年甚至更长时间发展的需要。
刘汉元委员信心百倍地表示，作为全国最大的水产龙头企业，通威以饲料产业为核心，通过延伸水产业的产业链条，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全国几个核心区域推广中国第一条品牌无公害鱼??通威鱼，将在成都打造绿色、安全通威鱼的成功模式向全国复制和推进。目前，通威已向国家农业部申报了绿色食品认证和有机食品认证，并争取成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特别供应商。在通威鱼品牌向全国的推广过程中，我们进一步完善和强化“公司+农户”的经营模式，吸引更多农户加入到整个水产产业链中来，带动广大农民增收致富。具体地说，我们将在水产产业链条的上游，加强营销售后服务，在农业技术推广、新技术的应用、农民增收等方面为农民做好技术参谋和服务，使他们的管理水平、养殖技术尽快提高，保障他们增产增收；下游打造健康、安全的通威鱼水产品品牌，让养殖户和公司共同分享其附加价值，从而通过上游的服务使农民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下游的服务增加了附加价值，从而整体推进和提升广大农户的养殖水平和实际收益，促进农户增长增收。
一、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强化金融服务三农
刘汉元委员谈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形成了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主体，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为辅助，以民间借贷为补充的农村金融体系，这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农村金融机构长期以来政策性、商业性、合作性功能不清、利益冲突、机构单一的局面，但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深入发展及“三农”问题解决的全面提速，目前的农村金融体系已越来越明显地制约着我国农业的结构性调整、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和农民的增产增收。所以，制定和完善农村金融服务政策，已成为国家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迫切要求。
他说，从目前农村金融体系构成来看，作为主体部分的农村信用社虽然网点分布较广，但资金来源渠道狭窄。据资料显示，全国农村信用社2005年底不良贷款额为3851亿元，占比达17.54％，相当部分农村信用社资不抵债，亏损严重，难以承担服务“三农”的重任；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业务面很窄，功能发挥不充分，成了专注于粮、棉、油流通领域的政策性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在追求商业利益的过程中，贷款重点向优质客户、大客户倾斜，已逐渐淡化了农村中、小客户，两大农业银行在农村经济发展中所应发挥的重要作用已日渐减弱。此外，邮政储蓄规模迅速发展，已成为了分流农村资金的主要渠道。2005年，邮政储蓄在全国农村所设网点已达到24000余个，大量地吸收农村剩余资金，截至2005年末，全国邮政储蓄存款余额达1.3万亿元，其中各乡镇及所辖农村就占50%以上。这些资金通过向上存入人民银行，从而使本来就紧缺的生产、建设资金游离于农村经济和发展之外。
刘汉元委员谈到，目前我国农村的金融体系和金融服务现状，已无法适应和满足解决三农问题的实际需求，甚至制约着三农问题的解决，尤其是资金的大量外流，已直接影响到了农村发展资金的整体供应，导致资金本来就十分短缺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雪上加霜。据专家测算，从1979年到2005年间，通过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等机构的资金净流出量，超过了2000亿元。与此同时，各大商业银行纷纷向大、中城市转移和集中，县及各乡、镇机构网点大幅减少，即使仍存在的部分网点也收缩了放贷权限，限制了相关服务职能，这样就很难满足广大农村和农户持续发展的金融需求。
三农问题有其非常明显的特殊性，第一是农民本身的资金少，帐目小，每个农户的经营规模小，几万，几十万的多，上百万的很少；第二是账目本身不完善、不健全，很多农户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少资产；第三是金融机构的服务责任和意识不明确。在城市里，每单一千万可能都小了，但在农村，往往就是几十万元一单，甚至更小，从而导致很多金融机构不愿承接这样的业务，这与金融机构对城乡发展的差异认识不足，服务意识不到位密切相关，从而形成农村金融工作今天的现状。
刘汉元委员认为，作为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农业发展银行应重新定位，将营业网点铺设到县级及中心乡镇，并延伸服务对象、扩大业务范围，围绕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做好政策性金融服务。国家同时应通过制定适当的政策措施，引导商业银行把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农业发展，鼓励和支持各大金融机构参与到三农问题的解决中来。特别对于中国农业银行，可制定出相应的政策性规定，使其在农村吸收的存款必须有相当比例的资金用于农村信贷，为三农提供综合性金融服务。
刘汉元委员进一步指出，针对农村经济发展现状和农民的实际需求，“龙头企业+金融机构+政策机制”解决三农问题不失为一种切实可行的模式。在该模式中，金融机构以信用贷款形式投入农业发展资金；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则作为加工中心、信息中心、服务中心和科技中心，对农户实施全方位的带动；农户则在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龙头企业的技术、服务支持下以养殖为基础。通过公司、农户和金融机构三方的密切配合，逐步建立起覆盖生产、加工、销售的健康、良性合作关系，充分利用金融机构的资金优势，利用企业自身的技术、市场、管理和服务优势，帮助农户集中有限的资源来进行高效的养殖、种植、加工。这些措施将有助于优化农村经济结构，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降低农户的经营风险，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农村经济健康良性发展，最终为三农的问题的解决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撑，从而使农村经济的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二、将绿色农业列为国家农业发展战略
刘汉元委员谈到，尽管人口剧增，我国人均农业生产指数仍达到181，比世界平均值115高57%，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十五计划期间，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农业发展由过去的资源约束型转变为资源与市场双重约束，主要农产品已由长期短缺转变为供需总量大体平衡、丰年有余的稳步发展局面。在新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已逐渐由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农业生产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优质农产品相对不足，尤其是一些低质农产品销售不畅，大量积压，而农民仍在继续大量生产，不仅造成资源浪费，增产不增收，增加财政负担，而且影响中国农产品的整体竞争力和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
他说，由于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还没得到根本改观，农村经济结构单一，缺乏现代科技的有力支撑和适应市场竞争的管理机制。我国目前农村劳动力资源存在着数量过剩但素质较低的问题，在全国4.6亿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占22.25%，小学文化程度占45.4%，因而无法突破传统小农经济意识的束缚，导致农业生产模式落后，生产出的初级农产品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同时，我国目前农业的发展还面临着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缺乏、水污染严重、环境破坏和生态失衡等问题。我国国土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但我国人均耕地约为0.11平方公里，仅占世界人均水平的1/3。我国耕地60%分布于山地、丘陵和高原地区，而且62%的耕地分布于淮河以北的干旱、半干旱地区，全国仅有39%的耕地有水源保证和灌溉设施。同时由于我国近年来工业化的发展、城镇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挤占了大量耕地。因此，粮食单产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为土地面积的减少所抵消，严重影响了我国粮食总产的提高。
刘汉元委员说，我国是一个水资源总量丰富但人均量少的国家，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约占国土的1/3，且降水的时空分布极不均匀。我国农业用水所占的比重较大，但由于城市化的发展占用了大量原农用水资源，农业用水占全国总用水量已从80年代初的85%降到目前的70%，而且供水保证率下降，农业灌溉面积发展停滞不前。我国的水环境污染相当严重，全国废水年排放总量373亿吨，其中工业废水占60%，不达标和未处理的废水约占一半，黄河流域1700多个排污口每年排入污水达41.7亿吨，长江流域污水排放量达150亿吨。根据对我国130多个湖泊近期调查结果显示，处于富营养状态的有51个，占39%。我国大部分城市下水系统老化，以致大量工业、生活污水直接渗入地下，使我国农业生产遭到不同程度损害。
他指出，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而如何通过引入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管理理念，克服现有土地资源、水资源缺乏的问题，促进农产品生态安全、资源安全和提高农业经济效益，推动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将是实现这一伟大目标的关键。我们认为，其中将绿色农业列入国家农业发展战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刘汉元委员进一步指出，绿色农业的目标是创立一种农业生产发展的新模式，通过实践（实验）、总结、探索、创立出一整套适合我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现实的，能够克服“替代农业”模式局限性的，兼顾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农业生产发展新模式。这是一种崭新的战略构思，也是农业生产发展和管理体制上的一个创新。通过这一模式的实施和运作，在确保农业资源安全、生态安全的前提下，在更大范围内和更大的规模上开发绿色食品。这一目标，与我国农业部提出的“集中连片”和“成建制”的开发“绿色食品”和建立绿色食品基地等目标完全一致。从落实或具体操作层面上讲，“绿色农业实验示范区建设与管理”的有关方案的实施，为上述“集中连片”和“成建制”的开发“绿色食品”的目标，设计了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具体管理措施和实施方案。
三、在物权法中规定渔业权制度
刘汉元委员谈到，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水产品市场的全面开放，以及“以养为主”渔业发展方针的确立，我国渔业有了飞跃的发展，从1990年起，我国水产品总产量已跃居世界第一位，连续11年成为世界第一渔业大国。我国水产品人均占有量已从1995年起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2005年超过了40公斤，比世界平均水平高10多公斤。目前，我国的渔业乡镇有811个，渔业村有20530个，渔业户有476万户，从事渔业生产的劳动力有1374万人，渔业人口近2000万。2005年水产品总产量达5100万吨，渔业经济总产值达7200亿元，渔业产值4070亿元，渔民人均收入5656元，实现了“十五”计划的主要目标。
他说，由于我国的物权法律制度长期没有建立，现行的捕捞许可和水面、滩涂养殖使用制度缺乏民法根据，渔民利用水域、滩涂和渔业资源的权利没有得到民法的确认和保护，也没有侵权补偿机制，而在实践操作中管理部门更是强调其行政许可的性质，而忽视其权利性质，渔民受到侵害时只能通过行政途径解决，而得不到司法保护。因此，在实践中侵害渔民权益的事件时常发生，尤其最近几年，渔民因养殖水域被占用又得不到合理补偿而引发的集体上访事件明显增多。养殖渔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维护，渔业权益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障，已成为影响渔业经济发展和社会不稳定因素之一。
刘汉元委员说，渔业权是渔民使用特定的渔业水域、滩涂从事渔业生产并获得收益的权利，与土地承包经营权、草原使用权类似，具有用益物权的特征。从渔业生产经营的特点来看，利用水域、滩涂进行渔业生产与利用土地进行耕种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一方面，渔业生产者必须在较长的一段期限内对固定的水域行使排他性权利；另一方面，生产者又需要有一定甚至不小的资金和设备的投入。权利人由于需要长期稳定地占有一定的水面投资从事渔业生产以获得稳定收益，权利人就需要依据物权的独占性和排他性，来实现权利的保护。因此，无论从自然形态，还是法律性质来看，渔业权都与土地物权极其类似，是一种用益物权，而区别一般的行为权，与采矿权、探矿权、取水权等有着明显差别。
他说，当前，党和国家对解决“三农”问题高度重视，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扶农、支农政策，如《土地承包法》赋予了农民对承包的集体土地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此次起草的《物权法(草案)》又对农村集体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做了专门规定。但是，作为农民权利重要组成部分的渔业水域滩涂使用权??即渔业权制度在该草案中却没有规定。因此，以此次物权立法为契机，完善并规定渔业权制度，将进一步加大对渔民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有效地解决渔业水域被大量侵占、渔民权益被严重侵害的突出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刘汉元委员明确指出，当前，全国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物权法的立法工作，十届人大常委会对物权法草案已经审议了三次。为此，我们建议在《物权法》“用益物权”一编中，明确规定渔业权制度，确认渔民对渔业水域、滩涂的使用权。
四、大力发展水产养殖业努力构建节约型社会
刘汉元委员谈到，二十多年来，我国渔业取得了巨大成绩，尤其是水产养殖业发挥了主导作用，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以养为主”的渔业发展道路，不仅改变了中国水产业的面貌，也影响了世界水产业的发展格局。尤其近年来，我国水产养殖业发展迅速，产量稳步上升，水产养殖总产量1991年仅为795.9万吨，2004年则达到3209万吨，占世界水产养殖总量的70%以上；2005年全国水产品总量一举突破5000万吨，占全世界的36%左右，而其中的养殖产量超过3000万吨，占全世界的72?73%，这还不包括港澳台，自1990年起连续十五年位居世界首位，是全世界惟一一个水产品养殖产量超过捕捞产量的国家。其中淡水养殖业发展更为迅猛，集约化程度得到快速提高，占国内水产养殖总量的55%-61%，中国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为了全世界水产品养殖第一大国，人均水产品占有量已从1978年的4.78公斤，提高到目前的近40公斤，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随着水产业的快速发展，水产捕捞强度的快增长与海洋生物资源慢增长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海洋捕捞已连续几年零增长或负增长，要满足消费需求，只有靠人工养殖，而人工养殖只有靠中国，美国的产量100多万吨，印尼的产量200多万吨，欧盟最大成员国的产量一年也只有100多万吨，中
国是3000多万吨，其他国家几乎没有能力提供更大产量。因此，无论从全球角度还是国内形势来看，未来10年到20年内，中国水产业还将更加快速稳定地发展，其发展前景和空间非常广阔。
他说，中国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水产品养殖国，20多年来，水产养殖一直是农业和农村经济中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了大量就业和增收机会，对推动我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渔业总产值占大农业的份额已经从1985年的3.5%提高到2004年的10%。20多年间，渔业共吸纳了近1000万人就业，其中约70％从事水产养殖。水产养殖业的发展还带动了加工、储运、销售和水产苗种繁育、渔用饲料、渔药等相关行业的发展。2004年全国渔民人均收入为5460元，比1985年的626元增加了8.5倍，大批农户通过从事水产养殖摆脱了贫困，进入了小康生活。所以，进一步大力发展农村水产养殖，提高集约化程度和技术水平，生产绿色、安全、健康的水产品，无疑将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农民增产增收、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缩小城乡贫富差距、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
当前，我国部分地方政府没有充分认识到发展水产养殖的重要意义，没有把发展水产养殖业提高到振兴农村经济、脱贫致富、保持农村社会稳定，全面推进三农问题解决的高度来认识，合理的优惠政策逐步消失，养殖投入逐年减少，养殖水面越来越窄，经营规模越来越小。据统计，广东、江苏等省部分地方以保护耕地为由，盲目复垦，严格限制新挖鱼塘发展水产养殖；浙江省2004年大规模将现有精养鱼塘填改成水稻农田；以江西省宁都县2010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看，该县目前水产养殖面积达3.65万公顷，而到2010年，全县水产养殖水面仅为0.5万公顷，如此大规模减少水产养殖面积，将对我国水产养殖业带来严峻的不利影响和示范效应。除人为降低养殖面积外，自然灾害、水产养殖投入不足，各级水产行政、科研、技术推广部门经费不多，养鱼农户合理贷款困难，淡水养殖的水体污染严重、治理经费筹措困难等也影响水产养殖的发展。
刘汉元委员指出，根据我国渔业发展总体目标，应全面发展绿色、安全、健康养殖，让水产养殖实现质量效益型增长，保护和合理利用渔业资源，大力发展生态节水型和健康水产养殖。最大限度地按党和国家的渔业指导方针，给予水产养殖合理的优惠政策，包括土地资源和鱼塘建设给予一定扶持，利用贫瘠低产低洼盐碱荒地发展水产养殖，确保养殖水面。从发展淡水养殖角度讲，资源非常有限，怎样通过我们养殖技术的改进，比如工厂化养鱼，用传统养殖方式2%到3%，最多不超过5%的水量，提供一种高效率的养殖生产方式，大大减少了对水资源的压力，使养殖对水的需求量减少，并真正做到了无公害、绿色养殖，鱼在这样的环境下产出效率更高，也更有利于鱼品质的提升。这无论对中国、中国西部，还是东部的发达地区，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刘汉元委员强调，国家应从政策上鼓励并大力扶持一批水产龙头企业，让龙头企业去牵引、组织、整合农村资源，了解市场需求，为广大农户提供服务，把农民从松散、没有组织的群体变得相对紧密、相对有组织的生产单位，延伸产业链条，树立健康安全的水产品牌，然后使广大农户生产规模更大，品牌效应更好，抗风险的能力更强，同时在政府政策引导、龙头企业培训和带领下，在全国8亿农民中能真正成长起来8000万有知识、懂科学、懂管理的农业从业人员，那他们必将成为未来三农问题解决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骨干力量。在龙头企业采用的“公司+农户”模式中，公司和农民结伴而行，推动养殖专业户、养殖大户及满足未来规模化养殖需要的养殖单位的成长，将他们作为骨干力量，以满足农村10年甚至更长时间发展的需要。
刘汉元委员信心百倍地表示，作为全国最大的水产龙头企业，通威以饲料产业为核心，通过延伸水产业的产业链条，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全国几个核心区域推广中国第一条品牌无公害鱼??通威鱼，将在成都打造绿色、安全通威鱼的成功模式向全国复制和推进。目前，通威已向国家农业部申报了绿色食品认证和有机食品认证，并争取成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特别供应商。在通威鱼品牌向全国的推广过程中，我们进一步完善和强化“公司+农户”的经营模式，吸引更多农户加入到整个水产产业链中来，带动广大农民增收致富。具体地说，我们将在水产产业链条的上游，加强营销售后服务，在农业技术推广、新技术的应用、农民增收等方面为农民做好技术参谋和服务，使他们的管理水平、养殖技术尽快提高，保障他们增产增收；下游打造健康、安全的通威鱼水产品品牌，让养殖户和公司共同分享其附加价值，从而通过上游的服务使农民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下游的服务增加了附加价值，从而整体推进和提升广大农户的养殖水平和实际收益，促进农户增长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