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需要政策扶持
政协委员刘汉元称农村金融每年净流出资金约2000亿元，纯市场手段难使资金流向农村
出身于农民的政协委员刘汉元每年都会提有关三农问题的提案。用他自己的话说，“就知道要为农民办点事。”
刘汉元至今还记得bv韦德(中国)官方网站为农民做试验贷得第一笔5万元信贷时的艰难。5万元是为15户农民进行鱼苗试验的，但农信社由于没有政策依据始终没有批。当时抗美援朝归来的一位信用社营业所主任，了解情况后，冒着风险违反规定放贷5万元。
“这个干部，最后穿着一条短裤衩，亲自跑到2米多深的水里去，核实究竟试验的鱼是不是真的。”刘汉元的笑容里藏着些许无奈。
刘汉元建议，金融体制改革中，增加3-5家面向农业的专业银行机构，给予特殊的政策。
加大行政支持农村金融力度
新京报：您的提案提到融资渠道几乎没有，比如说邮政储蓄只存不贷，资金并不流通，那您认为如何完善金融体系，如何看农村的融资成本高，而相对收益低这样的情况？
刘汉元：在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这个问题我们也很苦恼。资金总是流向效率最高的地方，这本来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营的一个规律。在这种情况下，过去的二十年，我们整个农村有限的资金，都往城市和工业领域集中。而到了最近的5年，每年邮政储蓄以及银行的分支机构储蓄从农村的净流出大约在2000亿元，所以农村的资金一直以来都处于对外输血的状态。按照纯市场的观点，我们不应该制造障碍，当资金的效率城市不如农村的时候，资金自然就会倒流。
但中国的农业化不可能也不应该让它在纯市场化的条件下，与美国加拿大等这些农业资源发达国家的农业进行简单的比较和竞争。所以应该应用行政的手段，或者经济杠杆的手段使得资金提前或者加速向农村资金回流。例如金融体制改革中，增加3-5家这种类似面向农业的专业银行机构，给予特殊的政策，比如营业税、利息税、所得税、资本保证金方面的扶持。
另外，提案里面还提出我们本来不愿意提的一个问题：国家在财政上给予一部分呆坏账的准备金支持，必要的时候给予核销账的大力支持，在未来十年对这部分农村专业银行应该给予更大的政策倾斜，才能使得中国的农业跟上发展的节奏。
新京报：那您认为国家应该在财政上付出的成本是多少？
刘汉元：我认为农村并不缺资金，到去年年底，农村包括个人存款，企业存款等各类存款已经超过30万亿，并且以一月接近1万亿的速度在上升。关键问题是解决它通向农村的效率问题，可能需要政策上适当补差。目前，农村的呆账坏账可能会高一些，政府对这部分呆坏账应该考虑。理论上，对于财政补贴就是几百亿到1千亿就足够解决这些问题。
龙头企业贯通金融机构与农户资金往来
新京报：你在提案中提到“龙头企业+金融机构＋政策机制”这种模式是一种设想还是现实？企业与以往所发挥的作用与原来有什么不一样？
刘汉元：这种模式是三农问题的自身优化。现在这些专业户无论规模多大，他们都不愿意到银行去。他们宁愿在企业中赊欠，甚至利息高达1分以上。银行也很难把握它的资金情况。而采取这种模式，龙头企业作为加工、信息、服务和科技中心，与农户对接，公司从管理能力和资金实力上评估它，然后金融机构跟进，使技术产品与金融产品服务的结合显得相得益彰。
目前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公司承担产品的风险，金融机构承担金融产品的风险，还有一个是金融机构与企业联合承担风险。
新京报：公司与金融机构共同承担风险具体怎么做？
刘汉元：总体来说，我们还是倡导金融机构与公司还是做自己的事情。通威刚刚进行试点的地区，会先与合作的银行预算，可能有3%-5%的坏账的概率，在事前协议达成过程中，给出一个联合的合作协议，在共同的服务对象情况下，在坏账承担上企业承担1.5%到2.5%，这样把大家捆在一起，全部背在金融系统的身上也是不合适的。
新京报：那么公司和农户之间是什么关系？
刘汉元：产品签订一些供需关系，提供技术上的服务，帮助农户把这些养殖做好。然后公司把这些养殖的东西通过深加工，精加工在市场上获得更好的价格等。实际是个互利的关系。实际这是个利益对等的问题，谁有获利，就相应地承担一部分风险。
建设新农村金融行业投入回报最高
新京报：您如何看待城镇化建设对土地的占用问题？
刘汉元：工业化的进程肯定要占据土地资源，合理的态度是兼顾各种用地，从土地本身的效率来说，城市的土地效率是农村土地效率的几十倍，不能说占有土地就有不好的作用，从经济学角度反而是城市土地有利。但我觉得还是尽量更科学一些，合理兼顾应该是首选。
新京报：您认为新农村建设中，房地产市场有多大？
刘汉元：新农村建设把这些小集镇建立起来，如何引入市场化的机制，让这些房地产的开发或者城市建设小集镇的配套能够真正地同步切入，社区化的服务如何跟进，也是三农经济建设和新农村亟待回答的问题。
新京报：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对农业相关的企业来说，您预测这里面的商机有多大？
刘汉元：对消费品行业来说，除非农业有很大的改进，否则市场规模很难有突发性的改变。不过，基础设施上的投入属于全国性的投入，即使这部分的投入几千亿，但是也不算多，关键是如何控制一个合理的节奏。
新京报：那民营资本为何不入股金融机构，作为民营资本，通威有没有进军金融业的考虑？
刘汉元：应该有一些民间资本往这方面入股的想法。现在投入回报产业最高的都是金融行业。bv韦德(中国)官方网站现在没有深入思考，但是我认为这种对民营资本的开放，会有利于这种速度的加快。只是现在的政策开口很小，民营资本的进入还很困难。
人物素描
学习是保持事业常青法宝
刘汉元事业心得
1983年，靠着父母卖猪的500元，刘汉元在他家乡一条几乎不产鱼的运河里，开始了渔业养殖。1992年，刘汉元自筹资金1000多万元，在县城里建起了一座现代化饲料工厂，通威公司由此而来。随着国内鱼类市场从1980年的平均每年每人1公斤到现在的20多公斤，刘汉元也逐渐从一名普通的技术员，成为中国最大的鱼饲料生产商，占领了15％以上鱼饲料市场。
这位“全球40岁以下最成功商人”对财富却有另一种看法：现在许多年轻人都没有耐性，看不起小钱。其实，只要找准一个切入点，然后敬业地去做，保持激情，始终坚韧，就一定能成功。而面对贫富差距的尖锐问题，他并不回避地指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刘汉元是个电脑迷，每天他都要上网搜集各种信息，“直到累得不行了为止”。在提到自己的英语水平时，一直充满自信的刘汉元却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着说：“还有待提高。”在刘汉元看来，学习是保持事业常青的法宝。不管有多忙，每月的月底他都要飞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参加EMBA班的学习。正是在不断的学习中，他的企业改组、上市，由一个家族式企业逐渐向现代企业转型。
出身于农民的政协委员刘汉元每年都会提有关三农问题的提案。用他自己的话说，“就知道要为农民办点事。”
刘汉元至今还记得bv韦德(中国)官方网站为农民做试验贷得第一笔5万元信贷时的艰难。5万元是为15户农民进行鱼苗试验的，但农信社由于没有政策依据始终没有批。当时抗美援朝归来的一位信用社营业所主任，了解情况后，冒着风险违反规定放贷5万元。
“这个干部，最后穿着一条短裤衩，亲自跑到2米多深的水里去，核实究竟试验的鱼是不是真的。”刘汉元的笑容里藏着些许无奈。
刘汉元建议，金融体制改革中，增加3-5家面向农业的专业银行机构，给予特殊的政策。
加大行政支持农村金融力度
新京报：您的提案提到融资渠道几乎没有，比如说邮政储蓄只存不贷，资金并不流通，那您认为如何完善金融体系，如何看农村的融资成本高，而相对收益低这样的情况？
刘汉元：在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这个问题我们也很苦恼。资金总是流向效率最高的地方，这本来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营的一个规律。在这种情况下，过去的二十年，我们整个农村有限的资金，都往城市和工业领域集中。而到了最近的5年，每年邮政储蓄以及银行的分支机构储蓄从农村的净流出大约在2000亿元，所以农村的资金一直以来都处于对外输血的状态。按照纯市场的观点，我们不应该制造障碍，当资金的效率城市不如农村的时候，资金自然就会倒流。
但中国的农业化不可能也不应该让它在纯市场化的条件下，与美国加拿大等这些农业资源发达国家的农业进行简单的比较和竞争。所以应该应用行政的手段，或者经济杠杆的手段使得资金提前或者加速向农村资金回流。例如金融体制改革中，增加3-5家这种类似面向农业的专业银行机构，给予特殊的政策，比如营业税、利息税、所得税、资本保证金方面的扶持。
另外，提案里面还提出我们本来不愿意提的一个问题：国家在财政上给予一部分呆坏账的准备金支持，必要的时候给予核销账的大力支持，在未来十年对这部分农村专业银行应该给予更大的政策倾斜，才能使得中国的农业跟上发展的节奏。
新京报：那您认为国家应该在财政上付出的成本是多少？
刘汉元：我认为农村并不缺资金，到去年年底，农村包括个人存款，企业存款等各类存款已经超过30万亿，并且以一月接近1万亿的速度在上升。关键问题是解决它通向农村的效率问题，可能需要政策上适当补差。目前，农村的呆账坏账可能会高一些，政府对这部分呆坏账应该考虑。理论上，对于财政补贴就是几百亿到1千亿就足够解决这些问题。
龙头企业贯通金融机构与农户资金往来
新京报：你在提案中提到“龙头企业+金融机构＋政策机制”这种模式是一种设想还是现实？企业与以往所发挥的作用与原来有什么不一样？
刘汉元：这种模式是三农问题的自身优化。现在这些专业户无论规模多大，他们都不愿意到银行去。他们宁愿在企业中赊欠，甚至利息高达1分以上。银行也很难把握它的资金情况。而采取这种模式，龙头企业作为加工、信息、服务和科技中心，与农户对接，公司从管理能力和资金实力上评估它，然后金融机构跟进，使技术产品与金融产品服务的结合显得相得益彰。
目前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公司承担产品的风险，金融机构承担金融产品的风险，还有一个是金融机构与企业联合承担风险。
新京报：公司与金融机构共同承担风险具体怎么做？
刘汉元：总体来说，我们还是倡导金融机构与公司还是做自己的事情。通威刚刚进行试点的地区，会先与合作的银行预算，可能有3%-5%的坏账的概率，在事前协议达成过程中，给出一个联合的合作协议，在共同的服务对象情况下，在坏账承担上企业承担1.5%到2.5%，这样把大家捆在一起，全部背在金融系统的身上也是不合适的。
新京报：那么公司和农户之间是什么关系？
刘汉元：产品签订一些供需关系，提供技术上的服务，帮助农户把这些养殖做好。然后公司把这些养殖的东西通过深加工，精加工在市场上获得更好的价格等。实际是个互利的关系。实际这是个利益对等的问题，谁有获利，就相应地承担一部分风险。
建设新农村金融行业投入回报最高
新京报：您如何看待城镇化建设对土地的占用问题？
刘汉元：工业化的进程肯定要占据土地资源，合理的态度是兼顾各种用地，从土地本身的效率来说，城市的土地效率是农村土地效率的几十倍，不能说占有土地就有不好的作用，从经济学角度反而是城市土地有利。但我觉得还是尽量更科学一些，合理兼顾应该是首选。
新京报：您认为新农村建设中，房地产市场有多大？
刘汉元：新农村建设把这些小集镇建立起来，如何引入市场化的机制，让这些房地产的开发或者城市建设小集镇的配套能够真正地同步切入，社区化的服务如何跟进，也是三农经济建设和新农村亟待回答的问题。
新京报：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对农业相关的企业来说，您预测这里面的商机有多大？
刘汉元：对消费品行业来说，除非农业有很大的改进，否则市场规模很难有突发性的改变。不过，基础设施上的投入属于全国性的投入，即使这部分的投入几千亿，但是也不算多，关键是如何控制一个合理的节奏。
新京报：那民营资本为何不入股金融机构，作为民营资本，通威有没有进军金融业的考虑？
刘汉元：应该有一些民间资本往这方面入股的想法。现在投入回报产业最高的都是金融行业。bv韦德(中国)官方网站现在没有深入思考，但是我认为这种对民营资本的开放，会有利于这种速度的加快。只是现在的政策开口很小，民营资本的进入还很困难。
人物素描
学习是保持事业常青法宝
刘汉元事业心得
1983年，靠着父母卖猪的500元，刘汉元在他家乡一条几乎不产鱼的运河里，开始了渔业养殖。1992年，刘汉元自筹资金1000多万元，在县城里建起了一座现代化饲料工厂，通威公司由此而来。随着国内鱼类市场从1980年的平均每年每人1公斤到现在的20多公斤，刘汉元也逐渐从一名普通的技术员，成为中国最大的鱼饲料生产商，占领了15％以上鱼饲料市场。
这位“全球40岁以下最成功商人”对财富却有另一种看法：现在许多年轻人都没有耐性，看不起小钱。其实，只要找准一个切入点，然后敬业地去做，保持激情，始终坚韧，就一定能成功。而面对贫富差距的尖锐问题，他并不回避地指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刘汉元是个电脑迷，每天他都要上网搜集各种信息，“直到累得不行了为止”。在提到自己的英语水平时，一直充满自信的刘汉元却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着说：“还有待提高。”在刘汉元看来，学习是保持事业常青的法宝。不管有多忙，每月的月底他都要飞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参加EMBA班的学习。正是在不断的学习中，他的企业改组、上市，由一个家族式企业逐渐向现代企业转型。